《自然》雜誌的報導還指出一個問題，多數日本青年科研人員不願成為研究室專案負責人（PI: principal investigator）。

最重要的是事先想清楚，移居之後要做什麼？自己想要的生活重心是什麼？移居地是否能夠完成人生最後的夢想追求？ 換個地方住，應該是為了給人生帶來更豐富的感受與學習機會，而不是藉機逃避原本生活的煩惱或困境。電影《金盞花大酒店》描述的正是好幾位不同工作背景的英國人移居到印度的故事，也常見西歐國家的人領了退休金後移居到生活費比較低廉的南歐。

在亞洲，日本銀髮族每年有兩萬多人在地方政府協助下從都市移居到鄉下，自行移居者更是遠遠超過此人數的十數倍。你只要住在這裡，無時無刻都是鄰居，沒有工作清單可以遵循。文：李偉文 青銀共居創造雙贏 這兩年每個月我固定接受教育廣播電台資深主持人兼老友常玉慧的採訪，她覺得我們家出國旅行時會順便參觀老人院與銀髮養護所這件事很有趣，希望在節目裡談一談這種讓大學生與銀髮族一起住的制度，這是很多國家都開始推動的一種社會新創模式，台灣稱為「青銀共居」。請教他們三十個小時這數字何來？安養機構的「生活設計師」回答：「我們估算一般學生宿舍每個月的房租是三百歐元，假設當一個小時好鄰居可以獲得十歐元，每個月就需要三十個小時。不順遂時我們往往想脫離一切，旅行是最簡單的方法，假如旅行的強度還不夠，我們就會想換個環境，重新開始。

荷蘭代芬特爾的模式，值得參考。這種模式師法於荷蘭老城代芬特爾（Deventer）的銀髮養護所，此地的老人社區因為首創大學生與銀髮族共居而在全世界聲名大噪。我成功引導伊森說出「正面」的答覆，說問問看朋友的電影能不能錯開，排在舞臺工作之後。

在距離十月四日開鏡只有七週的這個時間點，有將近七成內容要在那裡拍攝的房子化為烏有，實在是「不可能」的危機。我說我想要有少女迷失在動物園裡般的熱鬧感，像是那塊空間受到祝福的曲子。若是那樣的話，晚秋時節的巴黎日照時間一天比一天短，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拍攝日景，現在必須改變思考模式。我從去年二○一七年九月起，距離開鏡一年多前便到處在看巴黎郊外的房子，順便當做劇本場勘。

晚上九點半回到戴高樂機場，檢查E-mail後發現我不在的這兩天，原本預計要當老牌演員女主角（由凱薩琳飾演）家的房子拒絕拍攝，劇組通知我想重新勘景。「我們攝影棚決定在巴黎的Epinay了。

2018／5／21比約定時間稍微晚了點的伊森．霍克來到餐廳，我起身與他握手針對促轉會未來一年轉型正義工作的推動，筆者有以下期待。文：陳翠蓮（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2016年，蔡英文以「落實轉型正義」作為五大政見之一贏得總統大選。這是各國真相和解委員會常進行的模式，促轉會應效法以求發揮能量，做為跨出同溫層的重要步驟。

促轉會成立兩年來的主要成果：三次舉辦撤銷判決儀式，建立轉型正義資料庫，公布〈林義雄宅血案調查報告〉與〈陳文成案調查報告〉，主要對象是受害者與家屬，或以官僚模式、靜態化、紙上作業的方式進行，對社會大眾穿透力、擴散性不高，相當可惜。據筆者所接觸，一般民眾不說、即使是知識份子都對轉型正義概念十分陌生。台灣未在民主化初期著手轉型正義工作，長期延宕之下，社會大眾對威權統治失去記憶，對轉型正義缺乏關心。像民進黨政府這樣提名受害者家屬擔任促轉會主委，實屬罕見。

各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都是任務型機構，促轉會性質與之相同，目標在使政府各部門與社會大眾合力實踐轉型正義工作。近來因促轉會延長任期，出現一些似是而非的主張，有待釐清。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迄今倏忽又過二十年，威權遺緒與新生民主已混雜交織，盤根錯節。其二，民進黨立委醞釀提案，主張將促轉會常設化，聽聞該會有部分成員興致勃勃支持此一方向。

為了達到這一目標，該法也授予促轉會極大權力，被調查機關、團體或個人不得藉故規避、拒絕或妨礙調查，違反者將受懲罰。但至目前為止，促轉會有關林宅血案、陳文成案的調查，都未有效行使法律所賦予的權力，追究加害體系與加害者的工作亟待加強。2017年又通過法律處理黨職併公職退休金問題，一時之間，引起社會極大關注，認為蔡政府將大刀闊斧推動轉型正義工作。南非則是為了黑白種族和平共存，鼓勵加害者交代真相換取和解。其一，立委林為洲質詢時指出，楊翠是受害者家屬不適合出任促轉會主委，遭到圍剿。民進黨政府考量增多，不但促轉會主委人選引起爭議，副主委張天欽將選戰與「除垢」關連的談話，更掀起滔天巨浪，重創該會形象。

這些因素所造成過去與現在的糾結，正是台灣當前民主困境的主要原因。衡諸各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都由大主教、神父、具有公信力的學者等出掌，原因在此。

在此前提下，才能在大眾共知共感的基礎下保存記憶、去除威權遺緒、不再重蹈覆轍、確立民主價值。林為洲所提出的並非無意義的尋釁，只是準備不足。

第六條進行平復司法不法時「識別加害者並追究其責任」，要求促轉會追究加害體系及加害者的立法意旨相當明確。《促轉條例》所交付的四大任務都可規劃成重要主題：台灣各縣市有哪些重要的政治案件？威權體制如何利用人性？不同族群的受害情形有何異同？共產黨員可以除罪化嗎？蔣介石在白色恐怖中扮演甚麼角色？人們為何成為共犯？線民檔案應該公開嗎？威權統治對台灣社會造成何種傷害與影響？社會和解可能達成嗎？透過公聽會、論壇、電視轉播、專題節目、新型態媒體做為媒介，強力傳送給全國民眾、以達共知共感。

然而，2017年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通過，促轉會成立時，已接近2018年九合一地方選舉。但是，台灣有著不同的政治發展背景，無法橫向移植他國做法：國民黨政府近半個世紀長期執政，黨國特性深入社會肌理、民眾習焉不察。這是台灣民主化以來，第一次以國家元首的高度面對此課題，歷史性的機會之門乍現，讓許多人抱持極大期待。促轉會處理加害者與被害者問題，是高度政治性機構，應該維持最起碼的形式公正，以俾獲取社會信任。

而上述成果也明顯集中在檔案開放與調查，其他三大任務的進展不明。因此，在台灣推動轉型正義的首要工作，應該是面向大眾、帶領議題、喚起對威權歷史記憶與關心。

12月，作為獨立機關的促轉會主張三軍儀隊撤離中正紀念堂，蔡英文總統竟然表示「不是促轉會說了算」，公然掌臉，促轉會默然無聲，此後趨於低調。其次，《促轉條例》第四條規定真相調查時，必須「釐清壓迫體制加害者及參與者責任」。

而促轉會正副主委長期出缺，蔡政府不予補正程序，僅由立委護航通過預算，都使該會正當性大大受到傷害。促轉會若真的常設化，不僅與既存的檔案局、國史館、人權館等功能重覆，政府組織疊床架屋不說，不啻宣告我國轉型正義工作永遠還在路上，那就真的成了「台灣奇蹟」了。

《促轉條例》第十一條要求該會任期結束時應向行政院長提出促進轉型正義工作的規劃方案及具體實施步驟，若有制定或修正相關法令必要時，需同時提出草案，促轉會應及早規劃籌謀。民主轉型過程中蔣經國、李登輝扮演重要角色，增加功過論定的難度。為鼓勵威權體制參與者說出真相，準用證人保護法關於證人保護及豁免刑責之規定、或免除公務員之相關行政責任（第十六條）。首先，主動面對社會大眾，引領議題，喚起民眾對轉型正義的關心。

蔡英文政府執政之初，2016年通過《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成立，以密集舉行公聽會的方式，調查國民黨不當黨產、婦聯會、救國團，運作得虎虎生風南非則是為了黑白種族和平共存，鼓勵加害者交代真相換取和解。

促轉會成立兩年來的主要成果：三次舉辦撤銷判決儀式，建立轉型正義資料庫，公布〈林義雄宅血案調查報告〉與〈陳文成案調查報告〉，主要對象是受害者與家屬，或以官僚模式、靜態化、紙上作業的方式進行，對社會大眾穿透力、擴散性不高，相當可惜。像民進黨政府這樣提名受害者家屬擔任促轉會主委，實屬罕見。

在此前提下，才能在大眾共知共感的基礎下保存記憶、去除威權遺緒、不再重蹈覆轍、確立民主價值。林為洲所提出的並非無意義的尋釁，只是準備不足。